0312-真正的对手不是公司，是法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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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真正的对手不是公司，是法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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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9970用户9970
用户3733用户37335月9日修改
0312：Ellen Pao & Eric Ben-Artzi X Stanford GSB：在大公司举报，真正的对手不是公司，是法律系统
Ellen Pao 和 Eric Ben-Artzi 一起去了 Stanford GSB 的对话活动。
Ellen Pao 是前 Kleiner Perkins 合伙人，2012 年以性别歧视为由起诉了这家硅谷顶级 VC，成为科技行业 #MeToo 时代的先驱者，比 Weinstein 事件早了整整 5 年。Eric Ben-Artzi 曾是德意志银行风险管理师，2011 年向 SEC 举报了银行的财务造假，最终导致银行被罚款 5500 万美元。
这次活动由斯坦福 GSB 主办，两人复盘了各自举报经历，以及那些很少被公开谈论的真相。
两人谈到了 12 个有趣的观点：
1、发现问题的过程，往往从微小的技术细节开始，不是从道德判断开始。Eric 是作为风险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现了德银衍生品的技术性异常；Ellen 是从自相矛盾的绩效评价中读出了系统性问题——"太安静"和"太强势"同时出现在同一份评价里。问题都是从"小的不能再小"的地方开始浮现的。
2、真正的敌人不是最初的腐败，而是法律系统本身。Eric 说得很直白："我以为问题是华尔街，是财务造假。后来我发现，真正的问题深得多——是法律系统。"他经历了多年民事诉讼，见识了法院里的利益冲突和激励错位，2015 年对他来说不是结束，只是中间。
3、「重复玩家」在法律系统里有碾压性优势。Ellen 的律师不能和媒体说话，以免影响陪审团；而 Kleiner Perkins 每天在法庭里安排了 4 名 PR 人员，全职操控媒体叙事。原告律师所资源匮乏，连庭审实时记录都用不起，只能等更便宜的版本。机构方是熟悉规则的重复玩家，举报者是一次性参与者。
4、监管机构同样有利益冲突。Eric 举报时，SEC 很多官员在银行和监管机构之间"旋转门"进出，个人利益上就有动机压住案子。是媒体的曝光，逼着这些官员不得不行动。
5、媒体是双刃剑，而且刃口会转向你。Eric 说，媒体就像老虎，有时候能骑行，有时候会反过来咬。前期靠媒体曝光推动监管，后来再接触媒体却被反噬。Ellen 遭遇的不对等更系统化——对方有 4 个 PR 全职运营，而她这边完全沉默。
6、记者也在下自己的长期棋。Ellen 转述了一位记者私下说的话："我在下长棋，我想进大公司做内部职位，记者生涯只是跳板。所以我得想清楚谁是重复玩家，谁能带给我未来的机会。"大机构能提供持续的信息源和人脉，举报者通常只有这一次故事可讲。
7、「女的败坏气氛」是真实发生的排除理由。风投公司组织 CEO 级别的滑雪活动只邀请男性，理由就是"women kill the buzz"。这种排除不是个别偏见，而是在建立关键人脉的场合，系统性地把女性隔离在外。
8、改变的力量来自个人故事，不是集体行动。Ellen 的变革理论不是"一次诉讼能改变文化"，而是"人们把真实经历讲给信任的人听，这在慢慢积累"。一个白人男工程师，因为同事告诉他自己被骚扰的故事，才真正理解了这件事的现实。诉讼影响新闻，个人故事影响具体的人。
9、Ellen 不愿庭外和解，是因为想写书。这是一个真实的策略选择：如果和解，保密协议会封口，她就无法在 2017 年出版《Reset》。拒绝和解不只是原则问题，更是因为知道公开讲述这段故事有更大的长期价值。
10、Eric 的变革方向是改造合同，而不是改造人心。他说：我们改变不了利益驱动的旋转门，但我们可以在签合同时就约定好，如果发生争议，用什么机制公平解决。不要等进入法律系统后再博弈，在上游就设计好规则。
11、绩效评价里的矛盾表述，是系统性歧视的早期信号。如果评价相互矛盾，而且要求你改进却无法给出具体例子，问题不在你身上。结合座位安排、活动邀请名单、晋升数据——这些比感受更可信，也更难被否认。
12、最早说出来的人，必须付出最高的代价。Ellen 和 Eric 的案子都在 2010-2015 年，那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的年代。一位作者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没听说过类似的事，所以我持怀疑态度。"——没有人公开说，事情就被默认为不存在。第一批说出来的人，付出的代价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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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片段
断断续续看完了这期对话，两个主角加起来，一个打了硅谷，一个打了华尔街。
内容比我预期的深。Ellen Pao 和 Eric Ben-Artzi 讲的不只是"勇气"，他们在认真解剖一套系统：谁在里面有优势，谁没有，为什么。
#01 真正的问题不是腐败，是法律系统
主持人（斯坦福教授 Anat Admati）：你如何发现和诊断问题的？
Eric（前德银风险管理师）：从一个非常小的、技术性的问题开始。金融危机刚结束，我在高盛的时候就在交易台近距离看到了危机，对那些复杂衍生品很敏感。到德银之后，我发现了财务异常，先内部投诉，然后按照 Dodd-Frank 的流程向 SEC、英国和德国的监管机构举报。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华尔街，不是那些财务造假。真正的问题，深得多，是法律系统本身。我经历了一场民事诉讼的"观光游"，见识了法庭里各种利益冲突和激励错位。2015 年对我来说不是结束，是中间。
我觉得这个点太重要了。很多人看举报故事，关注的是"他成功了吗？罚款了吗？"但 Eric 在说一件更根本的事：就算"赢了"，你也进入了一个对你非常不利的系统。
#02 四个 PR 对零个发言权
主持人：说说各自的媒体经历。
Ellen（前 Kleiner Perkins 合伙人）：完全不对等。Kleiner 每天在法庭上安排了 4 名专业 PR，全职运营媒体叙事。而我这边，律师说不能和媒体说话，要保护陪审团不受影响。他们在持续输出他们的叙事，我们完全沉默。
他们能给记者什么？Google、Amazon 的采访机会，投资组合里一堆新兴公司的独家新闻。记者们在打长期牌——谁能持续给我资源，谁就值得我投资版面。
Ellen 后来说，有一个记者在私下承认了："我在下长棋，我想进公司做内部职位，这个记者生涯是跳板。我得想清楚谁是重复玩家。"
这太离谱了，但又太真实了。
Eric 补充：媒体就像老虎，你可以骑一段，但你得知道它可能反过来咬你。前期媒体曝光帮我推动了监管，后来我再去找媒体就被反噬了。
#03 那些没有被讨论过的排除机制
主持人：你在 Kleiner 工作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Ellen：从绩效评价开始。同一份评价里，一条说"你太安静了，不够主动发言"，另一条说"你太强势了，肘子太尖"。我说，给我具体例子，我想改进——他们给不出来。
然后你开始注意到更多：开会的时候，两排桌子，女性全在后排；组织 CEO 滑雪活动，只邀请男性，理由是"women kill the buzz"——女的败坏气氛。这不是个别偏见，这是在建立人脉的地方，系统性地把女性隔离在外。
最大的信号是：fund 15 成立，几乎所有男性都被提升成合伙人，没有一个女性。
Ellen 说，那时候一个记者去采访了一个写硅谷的作家，对方说："我没听过类似的事，所以我持怀疑态度。"
没有人公开说过，所以它就不存在。
Ellen 和 Eric 这一批人，是第一批公开说出来的人，付出的代价也最高。
#04 两种截然不同的变革路径
主持人：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推动改变的事？
Ellen：我创立了 Project Include——如果你真的想做多元和包容的公司，这里有所有的工具和资源。我不指望一次诉讼能改变所有人，但人和人之间的故事流动可以。一个白人男工程师，因为同事告诉他自己被骚扰的经历，才真正意识到这件事的现实。这种影响，比新闻报道更深。
Eric：我的思路不一样，我关注的是争议解决系统。我们改变不了监管机构的旋转门，但我们可以在签合同的时候就约定好：如果发生争议，用什么机制公平解决。不是要求人们成为圣人，只是要求：如果出了问题，用一套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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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Pao 凭借那场 2012 年的诉讼，在 #MeToo 运动到来的五年前，把科技行业的性别偏见拉到了公众视野。Eric Ben-Artzi 的举报让德银付出了 5500 万美元的罚款，但他自己也付出了更长时间的代价。
用 Eric 的话收个尾："The real problem wasn't Wall Street... The real issue was much deeper—really the legal system."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案子结束已经过去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