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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作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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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作为方法
用户3193
用户3193
2023年7月10日修改
前言
整本书是吴琦与项彪老师前后几次分别在北京,牛津、温州的几次谈话汇编而成,聊到的课题除了“浙江村”和“全球猎身”这两项比较为人熟知的研究之外,还有他在留学、养老、仪式经济等题目上的探索,对“人的再生产”这个概念的兴趣,以及对香港、北京、民族问题等公共事务的关注。
谈话作为载体,人类学作为中介,乡绅作为思想资源,自我作为方法,这些总体性的线索在一次次谈话中也随之清晰,这样的谈话汇编过程正如编者所言,泛滥的情绪逐渐安顿下来,直面我们付出的心力及可能的不足,帮助彼此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原本模糊不清的方向,找到了观察与反思的位置。“自我”不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命题,在不同的层级和权重上,取不同的分寸和距离,而不止于一些抒情或模糊的话语。
项飙老师示范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思维进程以及对沿途遇到的问题有狩猎般的决心和精确,在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中,现成的看法和预设都会失效,价值需要重新判定,而精神会抖擞起来,那些困扰、挫败过我们的难题变得不再那么绝望无解。“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
北京访谈 2018.3
这一部分从项飙老师的童年、青年、大学时代一路追溯,试着了解他较少谈及的个人生活史。他对过去四十余年反思性的回想,与其间中国、世界情势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论及到乡绅、全球化、80年代的思想遗产、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等命题。
项飙接受这一系列访谈目的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她认为想明白的事情,才能用大白话说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这句想到很多公司大老板确实在一些重要场合的发言提到的观点是令人有所谓耳目一新又醍醐灌顶的感觉。
其次,随着社交传媒、平台经济,年轻人受教育的水平空前提高,我们需要的是大众的思考工具,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项飙老师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思考工具的孵化器,不能给你什么,只能激发你、提醒你。
童年时期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菜的价格,每天看你买了什么菜,问你价格,抱怨菜价的上升,身边人串门吃饭谈话也都是谈话也都是跟政治有关,对时局怎么评价,对政治人物怎么评价。
他的三舅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对身边事情的观察非常敏感、到位,提到这个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层团体里面,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倒也不必要都分析透彻,太内耗,但基本的了解还是必要的,更好的就是对身边事情形成一个图景,对它现在的样子有基本概况,再一个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谈到对文革的认识:“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所谓悲剧,如果回到古希腊的意思,就是一个潜在崇高的东西,不但崩溃了,还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其实它背后延伸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确实要不断发动群众,防止官僚化,不能让人民的代表老坐小车、肚子越来越大,但用什么办法去防止?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如果这样去看,对历史就有新的理解。
谈到在北大的大学时光,他提到自己是有比较自洽的距离感,很上进、很有目标的一个人,跟完全自得其乐的人又很不一样。整个大学时光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当然也是密不可分,上大学是1990年,第一年是在石家庄陆军学院,1991年进校的时候,整个政治氛围还非常暧昧,不明朗,进入1992年,《深圳特区报》对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报道,环境开放了起来。
研究“浙江村”